发布日期：2017年04月24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琼 杨一男
自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出版者将论文上传网站实现原始意义的“出版网络化”以来,短短十余年间数字化出版在全球迅猛发展,影响力与日俱增,大有试图替代传统出版之势。
相比传统出版物,数字化出版物具有便于存储、经济实用、多媒体展示、绿色环保、传播广泛等特点,适应了瞬息万变的移动互联时代。按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的调研结果,2010年全美商务类书籍数字化比例为25%、学术出版物为10%、教科书为20%,到2015年分别上升约85%、75%、90%,该中心还预估,至2020年,全美图书将实现100%的数字化出版,而传统印刷出版物则会退出历史舞台。
欧美数字化出版
注重突出自身优势
就出版企业而言,目前有六大出版企业集团引领着欧美国家的数字化出版:哈柏·柯林斯出版集团、企鹅兰登书屋、阿歇特出版集团、培生集团、里德·爱思维尔集团、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其中,前三大集团所出版的图书偏向大众综合性,后三大集团则倾向于教育或学术理论性。六大集团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设有分社或办事处,销售业务面向全球,每年提供上万种图书及报刊。
一言以蔽之,西方数字化出版的发展优势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支柱,即规模庞大、业务效益好的出版企业和传播范围广、营销手段高明的商务平台。二者紧密联系,形成商务收益最大化。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六大集团各有典范性的策略。
哈柏·柯林斯出版集团通过建立全球第一家数字图书库牢牢抓住作者、内容、读者三项关键资源,在利用网络平台保护、管理数字权利,防止盗版的条件下,其最新图书一般都会有同步的电子版,即使是老版书也会充分考虑读者的需求,力求转换成电子书。
企鹅兰登书屋本身就是跨国著名出版集团强强联合的经典案例。自2012年10月29日美国兰登书屋与英国企鹅出版社“为在数字时代继续经营下去”而合并以来,集团以更强大的投资力度和更丰富的产业内容打造新型出版模式、开拓市场新的增长点。如今,企鹅兰登书屋着力将自身已出版的图书品牌数字化,又以极高的效率与畅销书作家迅速签约,在第一时间同时推出纸质书和电子书,将国际各大知名媒体记者的最新新闻调查作品制作成电子书,无疑是该集团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之举。
阿歇特出版集团在注重内容质量、重视多平台管理的基础上,还着眼于内容与技术的有效融合。“数字化战略应从流程的初始开始贯彻全程,而不是在纸质图书出版之后再‘电子化’该本图书”。为落实这一理念,该集团投入巨资将原先独立的数字出版部业务融入到了图书编辑的全部环节,而处理过的各种电子文件亦能生成多格式的电子书,已较有效地实现了全媒体营销。
培生集团始终围绕教育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为将以学习者为服务核心的理念渗透进培生数字化产品开发的整个过程,其开发了一系列有助于学习者学习能力和效率提高的产品。里德·爱思维尔与泰勒·弗朗西斯两大集团均逐步推进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且十分重视与研究学会在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与营销合作。两大集团在评估市场方面亦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其对市场进行深度细分,不但具有基于出版形式的图书、期刊、电子产品市场评估,有基于读者人群的学生、研究人员及专业人士市场评估,还有118类学科市场的评估。
打破行业壁垒
营造新型出版集团
近年来,中国数字化出版呈现出新技术、新产品及新盈利模式不断涌现的发展特点。自我国数字化出版业第一个五年规划——《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颁布以来,业内的总体发展状况较好。截至2015年底,其制定的战略任务在部分领域及单位已见成效:数字化转型出版单位的总数已多达170余家;专业出版单位在专业知识服务方面卓有成效,已逐步形成专业在线教育、特色资源数据库和专业知识数字库等多元化服务形态;信息内容生产与技术深度融合,尤其在虚拟现实体验上,数字化科普、少儿图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致。
同时,传统出版单位在利用自身资源进行教育平台组建、开发数字化产品出版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同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并凭借资本力量进一步开拓市场。有些出版机构还成立了独立运营的科技公司,便于更高效地占据数字化市场。2015年,数字化出版产品通过出版机构运营而呈现出的多种商业模式并进销售的趋势明显,已初具媒体融合规模。当下,虽然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机构投入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之中,但来自发展模式、业务营销、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困境依然挑战甚至阻碍着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过程。其主要表现在:合作模式缺乏创新,整合力不佳;盈利模式欠成熟,效益不高;数字资源所依托的平台水平有待提高,用户接触有限;版权保护的执行存在瑕疵,著作权时有受侵权困扰。
首先,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接触有限已成为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根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换言之,还有大部分中国人上网存在难题,就更不用说阅览电子出版物了。因此,数字化市场所依托的基础平台配置,其拓展与建设,依旧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应努力完成的使命。另外,部分先进技术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又间接限制了我国数字化出版资源的访问量。
资源整合式的集团化无疑是我国数字化行业在未来的主流发展模式。但就目前而言,平台运营商的技术霸权,各出版机构不时存在的非良性化竞争,成为供应商与运营商之间长期合作的绊脚石。而在这方面,欧美出版企业为谋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常态性的兼并与重组,出版单位在国际运营平台上所享有的绝对自主权等经验已成为我国数字化行业亟须学习的范例。
其次,西方出版业的成功转型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集团化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构建有规模的数据库,最终吸引读者并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比起单单把数字化生产和传播交由技术运营商处理,合理创新盈利模式、实现电子出版物经营的多元化才能令国内传统出版机构经受起数字化浪潮的洗礼。尽管欧美国家的出版企业针对作者和读者提供了多项增值服务,其中也不乏对国内出版业有所裨益的举措。这些举措尽管种类繁多,但其根本上都是在贯彻一个核心原则,即利用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信息定制服务,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客户感兴趣的内容从专业性数据库中提取、打包并通过网络互动性呈现。照此原则,国内出版机构在资源配置整合、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更应注重信息化服务对数字化出版收益的巨大促进作用,推出具有新意、便捷、高质量的核心竞争品牌。
综上所述,国外出版集团向数字化出版业务的成功转型,印证了数字化出版业务发展的前景广阔。我国数字化出版产业方兴未艾,在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在资源整合、盈利模式、平台技术和版权等问题上依然存在有待提高之处。伴随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数字化出版业务须抓住历史机遇,借鉴西方电子出版业的发展经验,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化市场,推出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
